李世民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，而且是杰出的军事家。自晋阳起兵后，他就开始了征伐生涯。在攻克长安前的一年里，他是在李渊指挥下作战的，而在武德年间，他独立地进行了四大战役。粗略统计一下：从武德元年六月抗击薛举，至武德五年三月平定刘黑闼第一次起兵，前后总计四十六个月，而李世民亲自驰骋于战场就达二十七个月，战役之间的休整仅只十九个月。激烈的战争实践大大地增长了他的军事才能。

武德九年九月，唐太宗即位不久，曾经总结了自己的战略战术，说： “吾自少经略四方，颇知用兵之要，每观敌阵，则知其强弱，常以吾弱当其强，强当其弱。彼乘吾弱，逐奔不过数十百步，吾乘其弱，必出其阵后反击之，无不溃败，所以取胜，多在此也。”这确实是经验之谈。具体地说，李世民的“用兵之要”有以下几点。

坚壁挫锐，敌饥以持久弊之。当敌强我弱的时候，李世民善于“持久”战，坚壁对垒，拖住敌军，磨耗其兵锋和粮饷，竭力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，然后捕捉反攻致胜的战机。这一方略，唐代杜佑的《通典》卷一五五《兵典》八概括为“坚壁挫锐”, “敌饥以持久弊之”,是十分恰当的。

“坚壁挫锐”的战略方针，是在第一次大战役后期形成的。当时，薛仁杲乘胜欲图长安，兵锋甚锐。唐军刚吃了败仗，虽经整顿，仍处于劣势，如果轻易决战，不仅没有取胜的把握，而且会被敌人吃掉。李世民清醒地分析了形势，指出： “我士卒新败，锐气犹少。贼以胜自骄，必轻敌好斗，故且闭壁以折之。待其气衰，而后奋击，可一战而破，此万全之计也。”命令军队坚壁不出，固守阵地。敌将宗罗喉多次挑战，李世民也不急于应战。这样， “相持于折壤城，深沟高垒者六十余日。”待到敌军粮尽将降之时，世民说； “彼气衰矣，吾当取之。”迅速地调兵布阵，取得了浅水原决战的胜利。战斗结束后，诸将奉贺，总结取胜原因，李世民得意地说： “此以权道迫之，使其计不暇发，以故克也。宗罗喉恃往年之胜，兼复养锐日久，见吾不出，意在相轻。今喜吾出，悉兵来战，虽击破之，擒杀盖少。若不急蹑，还走投城，仁杲收而抚之，则便未可得矣。且其兵众皆陇西人，一败披退，不及回顾，败归陇外，则折壤自虚，我军随而迫之，所以惧而降也。此可谓成算，诸君尽不见耶?”众将领赞誉道： “此非凡人所能及也”。的确，高明的“成算”表现了李世民非凡的军事才能。

有元代史学家指出： “秦王之破刘武周，宋金刚，与破薛仁杲、宗罗联方略一也。”在第二次大战役中，李世民运用“坚壁挫锐”方略更是得心应手了。当时，刘武周军陷晋阳，深入并、汾，威逼关中。因纵深千里，后方力量空虚，运输粮道过长，故急于速战速决。而唐军接连败溃，士气低沉，军事上处于劣势。

李世民率军屯于柏壁，与敌将宋金刚相持。他冷静地估量彼此强弱对比，指出： “金刚悬军千里，深入吾地，精兵骁将，皆在于此。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，分兵汾、隰冲其心腹，彼粮尽计穷，自当遁走。当待此机，未宜速战。”于是，李世民派遣刘弘基等人分兵汾，隰一带，以切断敌军粮道；避免主力决战， “唯令偏裨乘间抄掠，大军坚壁不战，由是贼势日衰。”经过长达五个月的相持，至敌军粮尽后撤之际，李世民乘机反攻，稳操胜券。

如果说， “坚壁挫锐”是在“吾弱当其强”的情况下采取的方略，那么，面临着“吾强当其弱”的新形势，就不能囿于过去的以守为攻的打法，而必须进行主动的大胆的攻坚战，以期尽量地消灭敌人。例如，第三次大战役开始后，由于唐王朝已经消灭了薛举父子、刘武周两个集团势力，军事上占据明显的优势，士气高昂，后方巩固，兵粮充足，李世民就及时地改变战略方针，以攻坚战为主。很快地攻陷了东都西线的战略要地慈涧，拒绝王世充的“割地”求和， “分遣诸将攻其城镇，所至辄下”,使东都陷于困境。乘胜追穷寇。在反攻中，具有连续作战的精神，不停地打击敌军，不给予喘息机会，这是李世民在战略战术方面的重大特点。

例如，当乘胜追击薛仁杲的部将宗罗喉时，窦轨叩马苦谏说： “仁杲犹据坚城，虽破罗喉，未可轻进，请且按兵以观之。”李世民不答应，说：“吾虑之久矣，破竹之势，不可失也，舅勿复言!”世民确实是深思熟虑的，“若缓之，则皆入城，仁杲抚而用之，未易克也。”事实证明，只有不停顿地追击穷寇，才能迫使薛仁杲投降。

又如，据《通典》卷一六二《兵典》一五《乘胜》记载，当乘胜追击宋金刚至高壁岭时，总管刘弘基执马而谏曰：“糕粮已竭，士卒疲顿，愿且停营，待兵粮咸集而后决战。”鉴于日夜行军二百余里，士卒疲弊，停顿休整一下，似乎也对。但是，李世民说：“功者，难成易败；机者，难得易失。金刚走到汾州，众心已沮。我反其未定，当乘其势逐之，此破竹之义也。如更迟留，贼必生计，此失机之道。”这里，把成败、难易，得失之间的关系说得颇透彻，简明地阐述了乘胜追穷寇的重要意义。于是，李世民“策马而去，诸军乃进，莫敢以饥乏为辞”,最后“直驱金刚，贼众大溃”。

很清楚，如果听从了窦轨和刘弘基的意见，不是乘破竹之势而取之，而是给敌人以喘息之机，那么，第一、二次战役的胜利就有可能被延误。

骑兵阵后反击战术。李世民不仅本人善于骑射，而且深得运用骑兵之妙。当敌、我双方处于“对垒”相持阶段，他督军“坚壁不动”,分遣精骑抄掠敌人或切断粮道，使自己由弱转强。一旦主力决战来临，他又亲率精骑出其不意地冲入敌阵，或者迂回敌后，给敌人以致命打击。在敌人溃退时，他运用精骑的高速度，穷追猛打，力求全歼敌人，可见，骑兵的妙用是多方面的。这里仅分析一下以骑兵“阵后反击”战术，因为李世民讲自己之所以取胜，多在此计。

武德元年十一月，在浅水原决战中，唐将庞玉和敌将宗罗联战于原南， “既而太宗率御大军，奄自原北，出其不意。罗联望见，复回师相拒。太宗将骁骑数十入贼阵，于是王师表里齐奋，宗罗喉大溃”。所谓“奄自原北，出其不意”,显然是李世民所总结的“吾乘其弱，必出其阵后反击之”战术。而首先冲入敌阵的，就是骁勇的数十精骑。骑兵阵后反击战术，第一次取得了成功的经验。

武德三年四月，在乘胜追击宋金刚的战斗中，李世民追至介州，金刚尚有士卒二万，出西门，背城布阵，南北七里。世民遣总管李世劫、程知节、秦叔宝当其北，翟长孙，秦武通当其南。 “诸军战小却，为贼所乘。太宗率精骑击之，冲其阵后，贼众大败，追奔数十里。”又一次以精骑“冲其阵后”,这是反击战术的新胜利。

武德四年五月，在虎牢之战中，正当“诸军大战，尘埃涨天”的时候，“世民率史大奈、程知节、秦叔宝，宇文歆等卷旆而入，出其阵后，张唐旗帜，建德将士顾见之，大溃。”建德虽有骑兵，但远不及唐军精锐。世民亲率轻骑，从阵后袭击之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战地侦察，知己知彼。李世民在军事上能判断正确，决心坚定，战术灵活，善于捕捉战机，这跟他深入侦察，知己知彼是分不开的。他不仅对自己军队的将领与士卒了如指掌，而且每次战斗中都要亲率精骑，深入敌人营垒附近，做细致的调查研究。

例如，李世民和宋金刚相垒于柏壁时， “尝自帅轻骑观敌。”有一次，李世民还和李道宗“登玉壁城望贼”,通过调查研究，共同制定了“持久”战的方针。

又如，武德三年七月， “秦王将轻骑前击王世充，猝与之遇，寡不敌众，道路险呃，为王世充所围。李世民还营，尘埃覆面，军不复识，欲拒之，世民免胄自言，乃得入。”这副狼狈相，真有点可笑。但他深入前线侦察敌情的精神，颇为可嘉!再如，武德四年五月， “世民北济河，南临广武，察敌形势，因留马千余匹，牧于河渚以诱之，夕还武牢。”著名的牧马之计就是“察敌形势”而制定的。总之，由于调查细致而具体，掌握的情况也就全面而准确。诚如李世民所说： “每观敌阵，则知其强弱。”

身先士卒，鼓舞士气。李世民身先士卒，以自己奋勇作战的榜样力量，鼓舞士气，这是他用兵的可贵之处，也是秦王府军队能够打硬仗的原因之一。

唐军和宗罗喉决战于浅水原，李世民亲率骁骑先陷敌阵， “于是王师表里齐奋”,激发了士卒们奋勇杀敌的精神，取得了胜利。当追击宋金刚时，“夜宿于雀鼠谷之西原，太宗不食二日，不解甲三日。军中苦饥。此夕唯有一羊，太宗抚将士，与之同食。三军感恩皆饱而思奋。”由于李世民作出了榜样，将士们虽然饥饿，仍旧英勇作战，直至胜利。在围困东都的一次战斗中， “世民引骑南下，身先士卒，与(屈突通)通合势力战。世民欲知世充陈厚薄，与精骑数十冲之，直出其背，众皆披靡。”在虎牢之战中，这种“身先士卒”的精神也同样得到了体现。 “世民率轻骑先进，大军继之，东涉汜水，直薄其陈。”由上可见，几乎在每次战役中，李世民总是率轻骑冲锋在前，所向披靡。